《「一国两制」下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实践》白皮书正本清源，指出「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斗争从未停止」。那「从未停止」的时间起点是何时？这不仅是历史事实问题，也是应当回应的理论问题。从白皮书揭示的种种事实，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历史遗留的香港问题从一开始，本质上就是国家安全问题。
英国在香港的殖民统治就是最大的国家安全问题
鸦片战争以来，香港被英国殖民统治长达一个半世纪。这是对我国国家安全的长期侵犯，是对我国国家主权、统一、领土完整的持续危害。英国的殖民统治，不是为了香港整体社会和人民的福祉，而是为维护和巩固英国自身的国家利益。
港英当局制定实施了大量具有「国家安全」性质的法律，实质上是维护英国殖民统治的工具。港英当局不断引入严苛立法，打压香港华人抗争。港英当局先后制定1911年《社团条例》、1914年《煽动刊物条例》、1922年《紧急情况规例条例》、1927年《印刷人及出版人条例》、1948年《公安条例》、1971年《刑事罪行条例》等，对爱国团体进行注册、管控甚至取缔，实行严格的出版与舆论审查制度，以维持和巩固英国在香港的殖民统治体制。
这些立法的内容广泛和严苛，授予了香港总督和行政机关以近乎无限的权力，严重限制香港民众的人身权、财产权和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长期以来，港英政治部负责监控和打压共产党人、左派社团、工会组织以及一切「危害殖民统治」的政治力量，甚至无故长期拘禁扣押、未经公开审讯就驱逐爱国爱港人士。这一机构名义上隶属港英当局警务处，实际上是受英国政府军情五处领导的情治机构。
《人民日报》在1963年3月8日发表的一篇社论中阐明了中国政府对香港问题的立场和政策，指出：「香港、澳门这类问题，属于历史遗留下来的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问题。」1972年3月8日，中国常驻联合国大使致信联合国非殖民地化特别委员会，指出：「解决香港、澳门问题完全是属于中国的主权范围内的问题，根本不属于通常的所谓『殖民地』范畴。……对香港和澳门问题，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在条件成熟的时候，用适当的方式加以解决。」根据上述立场和政策，中国政府对香港采取「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针，这一方针的前提是国家对香港始终拥有主权、坚守国家安全。
维护国家安全是「一国两制」方针的应有之义
二十世纪70年代末，英国开始试探我国对解决香港问题的态度。英国向中国提议批出跨越1997年6月30日的新界土地契约，并把年限规定改为「在英王管治此地区期间内有效」的设想，企图用批地契约模糊香港问题的解决。我国当即拒绝英国的有关要求。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历来认为，香港主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但香港又有它的特殊地位。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问题本身不能讨论。」中国政府把解决香港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
为实现国家和平统一，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并首先用于解决香港问题。在1982年9月时任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华，至1983年6月中英双方就会谈的议程和其他程序问题达成协议的第一阶段，英国坚持「三个条约有效论」，声称英国对香港拥有「主权」，并威胁如果中国收回香港，将给香港带来「灾难性的影响」，试图以此维持其在香港的殖民统治。中国政府始终坚持对香港拥有主权，只是由于英国占领香港而无法行使这项权力，因此要求英国如期交还香港，让中国政府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
英国接受中国对香港拥有主权的事实之后，又企图采取「以主权换治权」的方式继续长期管治香港。1983年9月邓小平会见访华的英国前首相希思时说，英国想用主权来换治权是行不通的。在随后的谈判中，英国确认不再坚持英国管治，也不谋求任何形式的共管，并理解中国的计划是建立在1997年后整个香港的主权和管治权应该归还中国这一前提的基础上。中英谈判纳入了以中国政府关于解决香港问题的基本方针政策为基础进行讨论的轨道。
虽然英国已明确承诺不再提出任何与中国主权原则相冲突的建议，但在讨论中仍不时提出许多与其承诺相违背的主张。例如，英国一再以「最大程度的自治」来修改中方主张的「高度自治」的内涵，反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直辖于中央政府；英国一再要求中方承诺不在香港驻军，企图限制中国对香港行使主权，并要求在香港派驻性质不同于其他国家驻港总领事的「英国专员」代表机构，试图将未来香港特别行政区变成一个英联邦成员或准成员等等。英国上述主张的实质是要把彼时的「未来香港」变成英国能够影响的某种独立或半独立的政治实体，直接牴触中国主权原则。中方理所当然地坚决反对，未予采纳。这些都为「一国两制」方针划定了安全底线。
历史证明，从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斗争伊始，中央政府始终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这一初心和立场从未改变。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是「一国两制」方针的最高原则；总言之，维护国家安全正是「一国两制」方针的应有之义。试想，如果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得不到有力维护，「一国两制」何以立足？如果国家安全失守，香港的繁荣稳定又如何维系？（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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