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报记者 江凌风）「香港也曾有慰安妇，她们向日本争取道歉，但当年不获港英政府支持，最后被迫放弃。」香港前高级警司何明新日前接受《大公报》专访说道，他于上世纪70年代驻守湾仔，接触过多位与香港慰安妇熟络和经历过那段惨痛日子的人，听他们诉说触目惊心的遭遇。
相较于内地、韩国等地区，香港慰安妇的情况缺乏研究、史料亦更为难寻。今年是抗战胜利80周年，现又临近8·14国际慰安妇纪念日，大公报记者翻阅相关书籍与报道，并访问有关人士，希望年轻一代铭记抗战历史、珍惜和平建设未来。
上图：数个慰安妇铜像曾被放在中环的行人天桥上。下图：前高级警司何明新搜集香港慰安妇的历史资料，向大公报记者展示他经常翻阅的相关资料书籍。\大公报记者林良坚 摄
1941年12月8日，日军攻占香港，港英政府仅抵抗18天便投降。香港自此沦陷于日军的铁蹄之下，他们以「军纪整肃」为名，系统性建立「慰安制度」。
何明新在驻守跑马地警署时，偶然得到一本养和医院创办人兼首任院长李树芬的《香港外科医生》回忆录。据其记述，战前港英政府副医务总监华伦天医生穿针引线，日本陆军总医官江口上校赴养和医院会晤李树芬，商讨在香港筹设日军「慰安区」的问题。江口对李树芬表示：「我需要500名女子（娼妓），请教应该怎样着手去寻求？」
索要500娼妓 四出奸淫掳掠
日军公开索要500名娼妓，但实际上被祸害的妇女远超500人，我们仍无法统计那些被他们强抢奸杀、直接胁迫致死的平民百姓。当时，湾仔骆克道一带圈了长达800米的一大块地段设为日军「慰安区」，日军联同黑社会强行驱逐居住此地的百余户居民。
《战时日军在香港暴行》一书记录：「醉了酒的日兵，到夜半就四出寻女人。他们到处敲门，门板被敲打得震天响，日兵又在门外异样地怪叫着。妇女们躲在各处，日兵的电筒到处射，发现了立刻被拖出去侮辱。有几个妇女说，她们不怕炸弹和机关枪，最怕是日兵的电筒和使人胆寒的敲门声。」为自保，妇女剃发着上男装，脸上用墨或泥涂污躲避日军。当时养和医院收容了不少十余岁至60岁左右的受害者，有些怀孕、有些流产，也有分娩的。
「『慰安妇』就是一套说辞，掩饰了日军当时的逼迫手段，根本就是『性奴隶』。人们无法统计日占时期香港具体有多少女性被强奸、被捉走。她们好像军备物资一样，被运来运去，即使侥幸存活，亦客死他乡。」何明新说道。
广设「慰安所」 不同名目掩饰
他解释，日占时期香港的「慰安所」，也被称为「皇军招待所」、「行乐所」、「日支馆」、「军之友社」、「千岁馆」、「军人俱乐部」或「舞妓馆」。当时，本身是妓女的女性，被迫服务日军，也有大批从中国内地运来的「慰安妇」。这些所谓「慰安所」的经营方式有四种，第一种是由皇军直接控制的；第二种是「外判」给韩国或台湾商人管理的；第三种则由黑社会或地下组织经营，实则亦是皇军在幕后操作；第四种是原本就存在的妓院，日军承包下来继续经营，强迫妓女提供服务。最初日本并不承认「慰安妇」、「慰安所」，企图将问题归咎于「私人经营」或「合法娼妓」的存在。
何明新说，他18岁时多在筲箕湾、湾仔工作，出入酒吧查牌时，无意中认识两位「慰安妇」，她们本身从事性服务业，但她们表示，「自己都没料到会被迫做这个……当时很多同伴被杀，被斩头、被刺刀刺死，日军很残暴……」「能活下来就很好了。」何明新说，40年前社会保守，「我当时也不好多问，她们可能也不想多讲。」
妇女遭战败日军挟走 有去无回
何明新当水警时，听当年的老船员说过，日军战后匆忙撤离，把慰安妇们捉上船，声称运回内地。「冇可能运得返！船未开到蒲台岛就死了！想救都救唔到。」
何明新介绍，相较其他地区，香港仔没有遭受日军大规模施暴，盟军轰炸香港，众日本高官和法国传教士逃往此地避难。他认识一位薄扶林村民，对方生前忆述：「日占时期，他们招募工人做炮艇，五元军票一天，薄扶林村好多人来做。当时这里是码头，被日军改名为『南了船坞』。」
蒲窝曾是旧香港仔警署，被日军占用作写字楼；香港仔工业学校被占领为水上飞机基地，附近设有船厂，方便高级军官逃跑。「香港仔环山边一带，尤其是香港仔工业学校的山边，当时坐落一排旧屋，街坊们说那边都是『慰安所』，经常看见日军出入，大部分『慰安妇』可能还是从广州运过来的。」何明新表示，港英政府出于局势考虑，「捂民众的嘴」，封存罪证，时间推移，亲历者逝去，海洋被填为陆地，旧屋清拆，建成高楼大厦……所幸现在有部分文件得以公开，重见天日。
采访当天下着雨，何明新带领记者一行人从香港仔中心漫步至蒲窝青少年中心，即使撑伞，四面八方飘来的雨水亦打湿衣裤。三年零八个月，不仅是香港历史中的一场持久暴雨，更是那些「慰安妇」穷极一生都无法放下的痛楚。
记者手记/幸存者证言 不容被湮没
（大公报记者 汤嘉平、李斯达）记者到图书馆查阅抗战资料，发现有好几本书都记录了当年香港慰安妇的惨况，有的更是以第一视角，将自己与慰安妇接触的往事娓娓道来。然而，80年过去，仍在世的慰安妇已寥寥无几，就连那位以第一视角讲述的书本作者，都已不在人世。
经过今次的搜证、报道，我们终于触碰到那个沉重的答案─香港慰安妇证言的消失，是一场制度性遗忘的结果。
慰安所遗址逐一被铲平
关于香港的慰安妇历史，一直都未被系统地整理过：港英政府在1945年重占香港后，因急于恢复殖民统治秩序，对日军性暴力罪行持回避态度；而日军在投降前亦大量销毁慰安所档案，令后人查证难度增加。香港的慰安所遗址正逐步被推土机铲平─位于湾仔的慰安所「千岁馆」，于1990年代初期拆卸，最终湮没于豪宅地基之下。
相较内地农村紧密的宗族网络，香港人口流动大、私隐化高，让幸存者更易隐藏创伤。目前，香港已向传媒和社会团体承认慰安妇身份的女性，应只有寥寥几位：阿月、丑婆婆、罗氏姐妹等，不知今年8月底香港抗战及海防博物馆与香港历史博物馆，与内地博物馆进行合作展出的「慰安妇」史料，会否又有更详细的补充。
但望着旧书和旧报道上提到的，1942年日军宪兵队文件要求「增派百名慰安妇至港」、在这之后「香港慰安妇逾千人」的记载，我们亦感到有心无力：原来香港的受害者不是数量少，而是很少有人去记录她们。
要完善香港的慰安妇历史研究，我们必须与时间赛跑，例如但不限于：1.继续推广特区政府和民间机构的「慰安妇口述史计划」，对幸存者后代进行保密访谈，以抢救最后的证言；2.将原湾仔慰安所遗址列为法定古迹，设置永久纪念设施；3.在中史课本中增加香港慰安妇历史的介绍。
历史不会因沉默而消失。此刻抢救每一秒消逝的记忆，都是我们应尽的责任。
惨绝人寰/她，宁死不屈抗日军 她，牺牲自己救同伴
（大公报记者 江凌风）良家妇女的悲剧故事数不胜数。女教师霍凤仪原是香港汉文女师范学堂毕业生，留原校任教。她矢志独身不嫁，敦品砺行。日军挨户搜查，她从三楼跳下自尽，以生命抗议侵略者的淫威，玉陨消香；以演反派角色著名的演员林杏翘为保护同伴免受凌辱，挺身而出与兽兵周旋，牺牲自己保全其他同伴。后来在逃亡途中，其丈夫被日军殴打致残而死，她的后半生也因战争所受的身心伤害而酗酒、吸毒，郁郁而终。
图：著名演员林杏翘当年为保护同伴免受凌辱，挺身而出与兽兵周旋，牺牲自己保全其他同伴。
慰安所不断开出卡车 满载女尸
据《日军慰安妇内幕》记载，石塘咀金陵酒家在日军统治下成为慰安所据点，许多女性被迫在灯火管制下陪侍日兵。「有一名混血女郎，她的哥哥因肺病在医院留医，她为了筹医药费，在九龙一家小餐馆当女侍应，后来被一名日兵强奸，染上了两种性病，送入医院治疗。她的哥哥得知此事，一气之下当堂一命呜呼！」
此外，新世界戏院（无限极广场现址）附近亦是流莺聚集处。「她们大半还是来自寻常百姓家，曾是家庭主妇或待字闺中的少女。」作者谢永光表示，她们委身于一名日兵仅得军票30元，购买一斤碎米也要100元，就算一天接待三个日兵也还差十元才够一斤米，而且还要扣除房租……
在九龙区深水埗大南街设有公开式妓寨，有些妓女不堪虐待，悄悄逃走。而那些不幸患上性病无人医治的妓女，则被载往新界荒僻处自生自灭。根据黄海云在1984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广东文史资料）第四十一辑《日本占领香港后的悲惨世界》一文记述：「每天从各处运来一车车中国妇女，供日军发泄。」这些妇女多被汉奸骗诱，抵达慰安所后「插翼难飞」。「刚烈的女性，不甘受辱，在慰安所撞墙而死者有之；也有由于大声呼救，被日军杀死的。满载女子尸体的卡车，不断从慰安所开出来。」
国民教育协会创办人、《深水埗风物志》编者梁炳华博士接受《大公报》访问时指出，妓寨的具体旧址位于大南街及桂林街之间，但是随着城市的建设，已经消失。「这些建筑的价值，或者『认同价值』并不高。日军侵占香港，征集慰安妇这些事情，很多市民引以为耻，这些地方会带来一种歧视感，所以很难有人提议说要把这样的『旧址』保留下来，甚至还要去探讨或者做一些所谓『历史痕迹』，这是很难的。」
梁炳华补充，旧时观念保守，曾经被迫成为「慰安妇」的经历对于这些妇女来说是巨大的耻辱，她们害怕周遭人知道她们的过往和经历，一切的愤怒、不安变为沉默和无声的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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