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色漫进窗棂时，我总爱摩挲那本相册。第三页嵌着张褪色一家人的合影，我站在后排，白衬衫被风掀起一角，目光落在前排那两个怯生生的孩子身上，像春日融雪般温和。这许多年过去，我鬓角的白发该又添了几缕，可那份牵挂，竟从未被岁月磨淡。
记得去年深秋，吴老师您托人捎来的那封信，字里行间满是对孩子们的惦念。信封里还夹着篇您写的短文，说想为女儿的病呼吁些关注。捧着那几页纸，我手指都在发颤。这些年，为了女儿脑中那根不安分的神经，我像被命运推着在悬崖边行走。三次昆明的大手术，剖开的不仅是孩子的头颅，更是我半生攒下的家底。手术室的灯亮了又暗，医生的话语从“有希望”变成“再试试”，最后只剩下一声叹息。癫痫的阴影像藤蔓，缠得女儿日渐沉默，也缠得这个家透不过气。
妻子的胃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或许是某个深夜，女儿突然发病时，她扑过去按住孩子，喉咙里发出的呜咽声震得胸腔发疼；又或许是看着化验单上的数字，她攥着缴费单在医院走廊里站了太久，风灌进领口，凉得像冰。后来，她总说脖子里卡着团东西，咽不下，吐不出，胃疼得蜷在床上，胃酸反流灼烧着喉咙，整夜整夜不能合眼。多家医院的诊断书上，“躯体形式障碍”几个字冷得像铁，可我知道，那是心病啊——是眼睁睁看着女儿受苦却无能为力的焦虑，是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的抑郁，在她身体里生了根。
我成了家里唯一的陀螺。白天在单位处理关工委的琐事，傍晚骑车穿过菜市场，得记得买女儿能吃的软食，捎上妻子的胃药。深夜里，常常是刚把抽搐过后的女儿哄睡，又听见隔壁房间传来妻子压抑的哭声。我坐在黑暗里，摸着自己斑白的鬓角，第一次懂了什么叫“身心俱疲”——不是体力不支，是心里的那根弦，好像随时都会绷断。
最让人揪心的是儿子。他当年被西双版纳的学校选中时，我是骄傲过的。那孩子打小懂事，知道家里难，在异乡教书从不叫苦，每月工资大半都寄回来。可自从女儿的病加重，他每次打电话都哽咽：“爸，我想回去。”我何尝不想？可我快退休了，万一哪天我倒下了，这个家该怎么办？女儿谁来喂药？妻子谁来照顾？那些日子，我常常在办公室对着关工委的牌子发呆，我们这些人，一辈子都在关心别人家的孩子，却从没料到，自己的家会困在这样的泥沼里。
转机来得像场迟来的春雨。州关工委的老领导们知道了我的难处，那位头发花白的主任握着我的手说：“我们关心了一辈子下一代，却忽略了身边这些为关工委操劳的人。”他亲自带着我去找县委书记，批示的红章盖下来时，我看见他眼里的红血丝，像落了层霜。可西双版纳那边却卡了壳，人事局的同志说：“我们好不容易招来的人才，怎么能说走就走？”我蹲在异乡的街头，看着车水马龙，第一次觉得自己渺小得像粒尘埃。
是西双版纳关工委的那位常务副主任，听我说完家里的境况，半晌没说话，最后从抽屉里摸出个旧通讯录。“我带你去找个人，”他说，“当年我教过的学生，现在在州委。”那天的阳光很烈，老领导的衬衫后背全湿透了，却走得比我还快。当州委书记的批示递到我手里时，我突然想起年轻时听他做报告，说“关工委的人，脚下要有泥，心里要有光”。原来真的有人，把这句话刻进了骨子里。
如今儿子已经在姚安中学任教，每天下班都会先到妹妹房间坐坐，给她读段课文。妻子的胃疼好像轻了些，偶尔能陪着我在院子里晒晒太阳。那天女儿清醒的时候，突然说：“爸，吴老师上次说的那篇文章，还能写吗？”我摸了摸她的头，没说话。有些恩情，不必说感谢，就像吴老师您这些年的牵挂，就像那些素昧平生却伸出援手的老领导，他们让我知道，就算生活碎成了玻璃碴，也总有人会蹲下来，陪你一块一块，慢慢拼凑出温暖的形状。
窗外的月光落进来，照亮了案头那封没寄出的信。吴老师，您看，这人间的善意，从来都像蒲公英的种子，风一吹，就落满了大地。而我们能做的，就是带着这份暖意，好好地走下去……【囗述：阮寿恒(原姚安县关工委办公室主任) 撰稿：吴 鲜(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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