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 从学生到知青到群众演员(1976年2月参加峨眉电影制片厂拍摄彩色故事片《春潮急》)、从工人到干部、从副总经理到记者.....
我们同处的是一个平凡的世界。是一个由你、我、他构成的世界。这个世界柔情似水，恬淡如歌。岁月把我颠簸到冷气森的人世间，命运把我扔进五味罐，使我尝尽无可言状的痛苦，我感谢生活的馈赠。
朋友，当一个人，尤其是一个生活经历坎坷的人如何面对生活，让自己短暂的一生融入社会发展与进步的洪流，不辜负我们这个充满生机的伟大时代，这是我多年来一直苦苦思索的问题。
有不少人问我:“你这个名字是笔名还是真名，为什么取名吴鲜？”我只好实话实说:“吴鲜是真名。我父亲的弟弟到朝鲜参战，那是1951年的事了。战场上他受伤后被美军抓住关在南朝鲜济洲岛上做苦力，受尽非人折磨......吃尽苦头！
停战后换战俘时他能保住性命，而且是最后一批从朝鲜回到昆明的俘虏，为了纪念他活着回家，生我时取名吴鲜。这是我名字的由来！”
我出生于大跃进年代。当我睁开双眼的时候，共和国的土地上三面红旗正迎风招展，自然界连绵不断的灾害，似乎预示着我人生的道路必将是曲折的、坎坷的。童年我在玉溪刺东关度过......
10年后，冷酷的现实无情地应验了这一预示。文革运动，分散了我们全家人，给我们家带来了不同程度的伤害。因父亲是国民党军统特工，他曾亲手枪毙过两个地下党员的叛徒......，为此，父亲被判刑十年；母亲被下放到高黎贡山......
外婆在云南毛巾厂工作，每月的工资只有11.50元。姐姐和哥哥由于生活逼迫过早地离开了学校，在家糊火柴盒3000一套只得2.70元，我和弟弟一块干活。有段时期社会上两派武斗，我家领不到火柴盒，姐姐就踩缝纫机做鞋垫和帆布手套，一分钱一只；我和弟弟到菜市场拾菜叶。邻居的孩子视我们为“黑五类”，见了我们如同见外星人一样，避而远之......
童年给我的记忆，除了孤独和寂寞，便是一串串的梦幻。当睡意渐渐渐地把我拉上床的时候，我尽做梦，美梦、恶梦都有，我在梦的沼泽地中竭力的挣扎！1974年8月，我以全优的成绩毕业于昆明师院附中，同时我也离开了昆明少体校。
我又走向了这条生活的小路上！
一种无法抗拒的欲望在驱动着我，来寻找那失去的梦，优愤、欢乐和歌声，寻找那过去的伙伴，过去的海阔天空，过去的友谊和过去的寒酸。我不能责怪社会没有及时地阻止我脱离生活的正常轨道，也不能简单地归咎自已的年轻无知。我插队在农村，唉声叹气，参与拍了一部影片后我返城进了一家国企供职，工作不顺利，我愁眉不展......
我空虚，我仿佛是一具没有灵肉的躯壳，生命的重负宛如一条挣脱不掉的铁链，紧紧地绑住我的全身，凝固了我的思想。于是，我拿起了笔，为社会、为生活、也为自已灰色的人生缀上几笔淡淡的暖色。在农村，我为拍到一张好照片被狗咬过，和新华社记者采访负面新闻被人误抓过；牛打架，我拍照，险些把命送......此时，我才感触到生命的苍白和生命的虚弱。
多少次我强忍辛酸？又多少次我难以割舍啊，不管结果是痛苦还是甜蜜，只要付出了真挚的汗水，总会换来收获的金秋。采访中一次次那些弱势群体的男孩、女孩认我做干爹时，我都认了一一因为我不愿伤害对方的心。
孤独是一种恐惧！
40多年的写作，我600多万字和5700多幅照片散见省内外数十家报刊杂志上，有的作品还获了奖。世界本来就如此，我还得继续走前面的路。经过努力，我从《亚洲新闻人物》杂志和《名人》杂志出来后，现在多家媒体供职。 感谢生活！感谢生活给我创造机会，一旦把握，决不放过。
作者简介：吴鲜（微信名:写字公公）男，苗族。籍贯：贵州三穗，生于1956年12月，属猴。在昆明居住。高中毕业后，下乡当知青，返城后当过工人、干部、五家公司副总经理。1987年至1992年在《东盟与中国》杂志任记者，1994年在《云南市场报》任记者。从八十年代初，在《云南日报》和《春城晚报》受聘特约通讯员多年，九十年代在《昆明日报》受聘通讯员多年，同时在《云南经济日报》任特约记者多年。2008年进《亚洲新闻人物》杂志任记者兼任《名人》杂志采编部主任两年，现为《兰道》杂志副总编兼《香港法治报》记者。《云南法制经济网》、《天天快报网》、《腾讯新闻网》、《云贵时讯网》采编，《云岭春光》杂志特约记者，《云南哈弗车友报》编辑，《云南公安文联作家协会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