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西方民主制度陷入前所未有的合法性危机。西方国家长期把“一人一票”选举政治人物的形式视为普世价值的标杆，但其内在缺陷已日益凸显：政客为赢得选举开空头支票、资本操控政府运作和决策、民众利益被系统性忽视。从英国脱欧公投的民意撕裂到美国国会山骚乱，从欧洲极右翼政党崛起到特朗普对美国司法制度的践踏，从震惊世界的萝莉岛事件到马斯克改革揭露的美国政治腐败，选票箱无法掩盖社会矛盾的爆发。在西方选举制度下，普罗大众既未能有效约束政府，更没有制衡资本和社会精英的权力。美国学者福山曾宣称“历史终结于自由民主”，但现实却是“民主衰退”成为西方政治主流。究其根源，西方将民主简化为竞争性选举的程序主义范式，忽视了权力运行中精英腐败、资本渗透、民意失真和长效监督的缺位。
中国基于自身实践提出的“全过程民主”理念，强调人民在协商、决策、执行、监督等各环节的参与，通过“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全链条设计，打破了西方对民主的垄断定义，为民主制度创新提供了新思路。结合历史经验与现实需求，借鉴古罗马保民官制度的核心精神，中国可以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在维护和巩固现有政治体制和执政党领导地位的基础上，构建以人民监察权为核心的保民官制度，实现“政府拥有治权、资本拥有财富、学者拥有知识、大众拥有选票”的普世性社会模式，赋予大众对政府、资本和学者的制衡权力，令官员更加专业、资本更为守法、学者更具仁德，从而超越西方代议制民主，实现更高效、更真实、更和谐的民主治理。这一制度不仅可弥补西方代议制民主的缺陷，更能将中国“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哲学转化为可操作的制度实践，为人类政治文明探索新路径。
形式正义掩盖下的民权流失
欧美国家普遍将民主简化为周期性选举，而选举本身并无法有效制衡资本和社会精英，无力保障人民利益。西方政客往往在竞选期间做出大量诱人的承诺，但执政后因利益集团压力或党派斗争，大多背弃其竞选政纲。例如，美国控枪问题长期无法解决，尽管大多数民众支持加强管控，但枪支利益集团通过政治献金和游说阻挠立法，最终导致政策与民意严重脱节。西式民主另一重大弊端是国家治理缺乏长期战略。西方政客为迎合选民，倾向于满足社会短期需求，忽视经济领域的长期投资，导致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经济和民生可持续发展动能不足。
西方民主的危机并非偶然的技术失灵，而是精英逻辑嵌入政治架构的必然结果，其困境体现在三个层面的系统性失衡。首先，选举政治出现“承诺-背叛”循环，程序合法性与实质合法性严重断裂。西方政治已经高度营销化，从理念竞争变成广告竞赛，选举活动异化为资本驱动的政治秀场。以美国为例，2020年总统选举总支出达140亿美元，是2016年的2倍。候选人需依赖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Super PACs）筹款，而金主通过“黑钱”管道匿名影响政策。研究显示，美国国会议员投票倾向与捐款企业利益的一致性高达72%，而与普通选民要求的契合度不足30%。
其次，选举政治导致短视治理的“时间贴现”效应。选举周期迫使政客优先考虑任期内的可见政绩，忽视社会经济发展的长期规划。例如，欧盟国家为争取选民，长期维持高于GDP增长率的社会福利支出，最终引发主权债务危机。希腊在2009年财政赤字达GDP的15.6%，但主要政党仍不敢削减福利，直至国家濒临破产。这种“用未来换选票”的机制，暴露了代议制民主的“时间性缺陷”。
第三，“否决政治”引发治理困境。西方三权分立制度本为限制权力集中，但现实中却导致党派对立与政策瘫痪。例如，美国国会两党围绕债务上限的博弈曾多次引发政府停摆，而欧盟在应对欧债危机时因成员国利益冲突陷入长期僵局。分权制衡异化导致重大改革举步维艰，社会运转效率远低于强调治理专业性的中国体制，马斯克试图通过改革来提高美国政府的治理效率，最后却留下一个更糟糕的烂摊子。多党制堕落成“为反对而反对”的平台。美国奥巴马医改法案在2009-2010年遭遇共和党600余次程序阻挠，而德国默克尔政府因联盟党与社民党的内斗，迟至2022年才通过最低工资法。这种“否决点”过多的制度，本质上是对民意的变相压制。
资本与权力的合流
在“一人一票”选举政治人物的表像下，西方民主实际是少数人统治的富人游戏。美国国会选举中，91%的胜选者依赖巨额资金支持，议员多为财富阶层代言人，而非普通民众利益的捍卫者。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直言，美国1%的富豪掌握40%的财富，并通过政治献金操控政策制定，形成“财富—权力”的死循环。这种资本主导的民主机制，使得普通民众的参政权利被严重稀释，政治决策沦为资本博弈的副产品。
欧美政坛旋转门机制实际上是资本与权力的身份互换。美国1970-2020年间，45%的离任国会议员进入游说行业或企业董事会。通用电气前CEO杰克·韦尔奇曾直言：“华盛顿是我们的另一个董事会。”这种“政商复合体”直接扭曲政策制定：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政府对华尔街的救助资金达7.7万亿美元，但普通房主仅获得0.75%的援助。
资本垄断了媒体与议程设置权。全球83%的互联网流量被Meta、Google等五大科技公司控制，它们通过算法推送塑造信息茧房。脸书在2016年美国大选期间放任虚假新闻传播，其内部报告承认“用户愤怒情绪带来的广告收入增长是审核宽松的主因”。资本对舆论场的垄断，使民主辩论沦为注意力经济的牺牲品。
西方法律体系存在严重阶级偏向性，穷人难以通过法律来维护自身权利。司法独立的神话被金钱正义打破，冗长的程序和巨额的律师费用成为富人的护身符。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2010）中裁定企业政治捐款属于“言论自由”，实质上赋予资本无限制的政治影响力。普通民众面临高昂诉讼和时间成本，数据显示，年收入低于3万美元的美国家庭中，仅11%在遭遇侵权时会寻求法律救济，因为他们对法律体系的公平公正不抱有希望。
社会分裂的加速器
西方选举策略助推了少数人暴政。美国“杰利蝾螈”（Gerrymandering）选区操纵使共和党在2012年以48.5%的普选票赢得234个众议院席位，而民主党以51%得票仅获201席。这种“数学专制”使少数群体利益被系统性忽视。
欧美民主制度存在民粹主义的制度性诱因，这是希特勒和特朗普能够上台的基础。西方民主的空洞化催生了愤怒政治。意大利五星运动党、西班牙“我们能”党等反建制力量崛起，并非源于民众的非理性，而是对传统政党脱离群众的惩罚。这些政党一旦执政，往往陷入同样的资本依赖陷阱。
西方民主高度精英化，导致人民政治认知和监察能力下降，这给精英腐败提供了土壤。西方自由主义将民主简化为“投票+权利宣言”，忽视公民教育程度的提高和参与能力的培养。哈佛大学调查显示，仅26%的美国青年能说出三权分立机构名称，而德国55岁以上选民投票率比18-24岁群体高32个百分点。这种政治弃权实质上是民主制度的慢性自杀，激化了不同社会群体的政治对立。
古罗马保民官制度得失的启示
古罗马共和时期的保民官制度，为构建现代人民监察权提供了重要历史参考。古罗马保民官的核心职能是否决权与平民利益的捍卫。公元前494年，罗马平民通过“撤离运动”迫使贵族妥协，设立捍卫民权的保民官。保民官拥有两项核心权力：一是对元老院或执政官损害平民利益的法令行使否决权，二是直接召集平民大会通过法案。这一制度设计打破了贵族对权力的垄断，确保平民要求能直接转化为政治行动。例如，保民官格拉古兄弟通过土地改革法案，试图限制贵族侵占公地，此举虽最终失败，却展现出保民官对抗特权阶层的潜力。
因为制度设计本身的不足，加上贵族收买、内部腐败和权力斗争，保民官制度在罗马逐渐失效。例如，元老院通过贿赂保民官行使否决权，导致改革法案流产；格拉古兄弟因触犯贵族利益遭暗杀，暴露了制度缺乏对保民官人身安全的保障。这些教训表明，长期有效的保民官制度需要自我限制权力范围（比如不要参与立法）、坚守民意代表职业本分、聚焦监察权、接受政府最高权力管辖、禁止煽动革命和社会运动、尊重法制、强化豁免权并建立内部制衡机制。
保民官制度的现代重构
不同于西方民主制度，中国追求体现人民实质权力的全过程民主。结合古罗马经验与中国实践，我们可以在县乡基层通过“一人一票”形式选举保民官，其队伍由国家最高领导层直辖。也就是说，人民选举的是维护其权利的保民官，既不是治理国家的政治领导人，也不是制定和修订法律的立法机构议员。人民监督和制约国家治理者，但自身并不参与治理，而是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如此杜绝民粹势力干扰政府治国理政。现代保民官制度应聚焦三大核心功能：独立监察权、政策否决权、人民参与权，并将其嵌入国家全过程民主框架。
国家最高领导层代表国家主权，主权不容分割与挑战，这样才能确保国家统一。民主选举产生的保民官队伍由国家最高领导层直辖，既保证了队伍相对于地方政府与资本的独立性，又防止民选的保民官走向民粹化并与中央敌对，避免产生分裂国家的势力。在“三个代表”理论和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贯彻落实后，中国现行体制下的执政党正在向具有儒家色彩的精英型治理团队转型，其最高领导层已经形成自己的独有监督模式。在民选监察队伍出现后，现行体制中的纪检监察队伍, 有必要作为执政党自我革命和内部制衡机制保留，但需要缩减编制和界定权力边界。
保民官制度是独立监察体系。保民官由全民直接选举产生，任期固定且不可连任，避免与行政权力形成利益勾连。社会赋予保民官对政府决策、资本运营的调查权、质询权和否决权。例如，可叫停损害公共利益的政策或企业行为，要求有关机构重新审议。社会需要通过宪法明确保民官人身不可侵犯，并建立独立司法管道处理针对保民官的迫害行为。
保民官制度落实了全过程民主的精神。保民官主导重大政策的社会听证，确保民众在决策前端表达要求，比如中国在法律修订过程中广泛征求公众意见，即为实践范例。利用数字技术搭建实时举报平台，保民官可随时介入官员履职或资本运营中的违规行为，比如中国地方政府通过预防腐败信息系统监控官员资产变动。保民官有权启动对失职官员的弹劾程序，或对资本垄断或者侵犯民众的行为提起法律诉讼。
保民官制度可以实现对资本的制度性约束，这是明显优于西方民主制度的设计。它可以维护政治献金透明化，要求企业公开政治捐款流向，要求审查资金是否用于操纵政策。它拥有反垄断与公共或国家利益审查权力，通过设立独立委员会评估大型企业并购、定价等行为的社会影响，必要时行使否决权。针对企业造假上市、上市公司非法减持、资本市场诈骗、骗取国家财政资金、损害国家安全、政商勾结、虐待劳工、凭借资本获得不当特权等不端行为，保民官可以携手司法机构将责任人绳之以法。
保民官制度有助于实现权力制衡与人民主权的统一。它通过直接选举和独立职权，将人民监察权实体化，根治了西方代议制“选举后权力失控”的痼疾。同时，其否决权能有效遏制资本与官僚的合谋，例如阻止美国式“杰利蝾螈”选区划分或英国“腐败选区”的出现，阻止官员在职时向企业进行利益输送而在退休后从企业获得报酬或者职位的腐败行为。
当然，保民官制度本身也要注意权力边界与效率平衡。为了防止保民官权力滥用，需设立独立司法机构审核其行为合法性，避免否决权沦为政治工具。该制度也需要借鉴香港廉政公署的经验，明确保民官介入条件（如公共利益受损证据），减少对政府正常行政、立法和司法工作以及企业正常运作的干扰。
超越西方民主制度
保民官制度不是对西方古典共和的复刻，也借鉴了中国古代御史制度的功能，并在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时代对人民主权进行了重新定义。它通过将监察权从“纸面权利”转化为“行动能力”，打破民主就是选举政治人物的教条，将民主延伸至政策协商、制定、执行、监督、回馈的全过程；终结“资本高于民意”的霸权，通过制度刚性约束利润至上逻辑。中国的全过程民主实践为保民官制度提供了现实支撑。例如，执政党党内纪检与群众监督的结合、反腐败信息系统的应用，均体现了“权力监督常态化”的理念。未来独立保民官机构有助于进一步强化监察权的人民属性。
西方民主制度困于资本操控与形式化选举，而保民官制度通过赋予人民强大监察权，将民主从几年一次的狂欢转化为每时每刻的参与。这一制度既汲取了古罗马平民抗争的历史智慧，又融合了中国全过程民主的实践创新，有望超越西方民主制度，为全球民主治理提供新范式。唯有将人民的监督权实体化、制度化，才能真正捍卫人民的自由，才能真正实现“人民利益至上”的民主本质。未来人类社会的良政善治，有望走向“精英治国、能人造富、学者求识、 人民监察”的体制，而中国有条件成为其引领者。当西方民主在民粹与资本的撕扯中走向黄昏时，保民官制度或将成为人类追求实质民主的破晓之光。
责编：温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