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的南京，梧桐叶把总统府的青砖路铺成碎影。沈安娜握着钢笔的手很稳，笔尖在公文纸上划过的沙沙声，混着窗外的蝉鸣，成了最隐秘的密码。
这枝派克金笔是她的武器。墨水里泡过密写药水，笔杆里藏过微型电报稿，就连笔帽上的划痕，都是与组织接头的暗记。她坐在机要室的木椅上，面前摊着国民党高层会议的记录稿，身后是军统特务来回踱步的皮鞋声。指尖掠过“剿共计划”的字样时，指甲微微发颤，却在落笔的瞬间，把所有情绪压进工整的楷体里——她是速记员沈安娜，也是潜伏在敌人心脏里的红色特工。
有次会议开到深夜，蒋介石拍着桌子咆哮，唾沫星子溅到她的稿纸上。她低着头假装整理笔记，眼角的余光却把墙上军事地图的标记刻进脑海。散会后，她抱着文件走出总统府，晚风卷着桂花香扑过来，衣兜里藏着刚抄好的密件，折得比指甲盖还小。路过宪兵岗亭时，岗哨的手电扫过她的脸，她笑着拢了拢围巾，像个普通的文职职员，没人知道，那围巾的针脚里，还缝着未送出的情报。
怀孕七个月时，她还在参加军事会议。胎儿在肚子里踢动，与钢笔的震动叠在一起，她摸着小腹轻轻说：“再等等，等妈妈把这页记完。”散会后，她冒着大雨去接头，裤脚沾满泥水，密件藏在系在腰间的布袋里，紧贴着发烫的皮肤。接头的同志接过密件时，看见她湿透的发梢滴着水，却笑着说：“今晚的月亮真亮。”
抗战胜利那年，她随机关迁回南京。整理旧物时翻出那枝派克笔，笔杆上的划痕已经磨浅，墨囊里的密写药水早已干涸。她把笔递给女儿，说：“这是妈妈用过的笔，要记得，字要写得正，心要站得直。”
晚年的沈安娜住在北京的老楼里，窗台上摆着几盆文竹，阳光透过玻璃洒在书桌的稿纸上。她偶尔还会拿起钢笔写写画画，字迹依旧工整，只是不再藏着密码。有人问她，潜伏的岁月里最怕什么？她指着窗外的玉兰花：“最怕辜负，辜负党交托的任务，辜负那些在暗处等着情报的同志。”
那枝钢笔后来捐给了革命历史博物馆。展柜里，它静静躺在泛黄的速记稿旁，笔尖的墨迹早已淡去，却永远刻着一个名字——沈安娜，一个用钢笔作枪，在敌人心脏里战斗了十二年的红色女性。她的潜伏岁月，没有硝烟弥漫，却比战场更惊心动魄；没有豪言壮语，却用一纸一笔，写就了最动人的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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